近年来，妈祖故乡的法官们按照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秉承“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在审判工作中大力开展调解工作，建立并完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其他社会组织等非诉调解之间的衔接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显现勃勃生机。2005年9月至2006年11月，全市各基层法院共审结民商事案件9913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5903件，占60%，执结率100%；与调解衔接机制未实行前的同期相比，调解撤诉率上升近15.4个百分点，执结率上升12个百分点。

    明析困惑思衔接

　　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传统做法曾被国际司法界誉为“东方一枝花”，如何做到花开不败，这需要人民法院在新时期从司法理念到审判实践的再探索。2005年8月，刚上任的市法院院长张延灿在工作调研中敏锐地发现，许多纠纷虽经法院判决，仍然是“案结事未了”；法官恪尽职守，高效公正地做好每一起案件的审判，却是“吃力不讨好”，仍然免不了当事人的抱怨和指责；各类诉讼纠纷剧增，每个法院都在呼吁“案多人又少”，一线法官每年办案数从100件增加到150件，却阻不住更多的案件涌进法院；反观法庭之外的社会调解组织覆盖范围广、调解人员多、调解纠纷也多，但由于调解协议缺乏强制力，存在着“协议执不了”，当事人解决纠纷仍寄望于法院，社会调解组织的职能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事关和谐社会建设。
　　市中级法院党组形成共识：要激发传统调解的活力，充分发挥其功效，应该突破原有的调解格局，建立一种通过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等非诉调解间的衔接机制，整合调解资源，把大量的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诉讼外，即便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也应当通过衔接机制的作用强化调解手段，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定纷止争，形成人民法院与社会调解组织在职能上良性互动、在作用上优势互补、在和谐建设中责任共担的“大调解”格局。
　　好的思路如同明灯，照亮了前进的路。该院一边起草调解衔接机制的规范性文件，一边走访市司法局等相关部门，多方听取意见和建议。在我市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支持下，2005年9月，该院出台《关于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发挥人民法庭调处农村矛盾纠纷主力军作用的工作意见》，调解衔接机制在全市法院开始运作，初步建立起 “三个衔接”的工作机制。
　　一是组织网络衔接。建立基层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组织等诉讼外调解组织的联系，形成以人民法院为主干，司法所为纽带、村(居)调委会等非诉调处组织为基础，相互配合的三级调解网络，覆盖全市各乡镇和各村(居)委会，全市法院共聘请了1015名特邀调解员，群众亲切地称他们是“编外法官”。
　　二是工作制度衔接。人民法庭与人民调解组织等诉讼外调解组织之间，通过实行特邀调解员制度、矛盾纠纷信息通报制度，委托收案、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员培训制度、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和依法确认非诉调解协议及其他民事协议的工作制度等，形成基层联调联动的工作机制。
　　三是调解活动衔接。基层法院通过选定一批具有较高社会威望和丰富调解经验的聘任调解员、特邀调解员等作为衔接工作的调解员，以案件为载体，通过委托收案、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以及依法确认人民调解调接等非诉调处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及其它民事协议的法律效力（效力确认），方便群众诉讼，及时快速反应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调解衔接显生机

　　黄石镇东甲村村民们无疑是较早闻知调解衔接机制并受惠于此的群众了。该村村民陈某驾驶柴三机运载王某之妻吴某等六人，因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上六人全部死亡。陈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而锒铛入狱。表面上看，案子了结了，可是罪犯入狱并不能平息受害者家属要求经济赔偿的渴望，由于经济赔偿未能到位，村民间积怨愈来愈深，多次纠纷未果，便演化成多方上访告状。陈某刑满释放回家，非但无助于纠纷的解决，反而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此时，该村调解主任陈天柱得知法院开始实行调解衔接机制，就主动与荔城区黄石法庭联系，请求法官组织双方调解，并予以确认。在法官的指导下，陈某与众多受害者家属达成赔偿及履行协议。该协议经当事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确认，多年积怨，一朝化解，村民们对法庭的法官们心悦诚服。
　　调解衔接机制最适合于婚姻家庭、村居邻里的琐事纠纷。城厢区法院仅在一个月时间内，运用调解衔接机制，聘任、特邀调解员引入妈祖文化等相关民俗，由浅入深地明法识理，接连促使37件相邻权益、婚姻家庭、损害赔偿等类型的民事纠纷案件达成调解协议，14对离婚案件当事人破镜重圆，106名当事人止纷息讼，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
　　我市一些地方企业多，个别民营企业老板有时采取逃匿、躲避的办法来对待劳资争议，很容易引发突发性的群体纠纷。今年9月底，华林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因一名电工工伤死亡，企业老板躲避应付，导致上百人村民围攻企业。区委、区政府急调相关部门人员应对，双方对峙了一天一夜，僵局仍未打破。法院接到通知后，迅速派出调解速裁室工作人员参与协调，通过释明法律，分清责任，促使当事人从索赔100多万的漫天要价，最终同意以15.5万元达成协议，并以人民法院调解书的形式予以确认，仅用半天时间就“化干戈为玉帛”。在场的群众不约而同地报以掌声，表示祝贺和支持。
　　据统计，2005年9月至2006年11月，全市各基层法院共委托收案325件，诉前调解230件，委托调解699件、成功率46.79%，邀请协助调解731件、成功率达72.91%，协议确认377件。
　　与调解衔接工作运行良好相映衬的是，全市基层法院的收案数呈现下降的趋势。2004年9月至2005年8月，全市各基层法院一审收案8708件，而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全市各基层法院收案8199件，下降5.8%，大量的矛盾纠纷被调解解决，群众满意了，党委、人大、政府也满意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国良在人民法院开展工作调研时，充分肯定调解衔接工作有“三好”，一是好在创新，体现以人为本，通过做好调解工作，把人的工作做到心里；二是好在有效，即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有效整合调解资源，有效提高调解效力，有效减轻司法压力；三是好在为民，即提升了为民理念，提升了法官形象。

    拓展衔接新天地

　　莆田市法院创建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等非诉调解衔接机制实践一年来，取得良好成效和成功经验，引起中央政法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三项重点工作调研督查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专项整改等五项活动检查组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省法院陈旭院长专门作出批示，要求省法院借鉴“莆田经验”，尽快建立适合全省法院系统的调解衔接机制。莆田市委不仅将该“调解衔接机制”纳入综治和平安建设考评内容，而且列入莆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成功的经验带来的不仅仅是喜悦，更多的是带给该法院不断进步的决心和信心。2006年9月，该院提出进一步深化和推进调解衔接工作。在原来民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衔接的基础上，实行包括民事调解、行政协调、执行和解、刑事附带民事和自诉案件调解等内容的诉讼调解，与包括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其他社会组织调解在内的非诉调解工作相衔接；调解组织衔接关系扩大到人民法院与社会各调解组织的多渠道衔接关系；在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内附加调解速裁室，进而使调解衔接工作的范围更加广泛，主体更加扩大，机构更加健全，制度更加完善，形式更加灵活，程序更加简便，措施更加扎实，成效更加显著。
　　强化调解衔接意识，正视调解衔接作用，细化调解衔接手段，扩大调解衔接效果，正是妈祖故里法官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引领下，创新审判方式，谱写着和谐新乐章。